在內地一孩政策下，超額產子要繳交所謂超生罰款的社會撫養費，去年十七個省市共徵收超過一百六十五億元人民幣罰款，但罰款的去向和用途就不明，引起貪腐憂慮。
內地在八十年代嚴格執行一孩政策，對超生的民眾罰款，人大常委在2001年通過的《人口和計劃生育法》，確立社會撫養費制度。國務院在第二年頒布《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》，表明不符合生育子女的公民，就要繳納社會撫養費，徵收標準會參考當地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，以及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準和超生情況。但事實上，各地的徵收標準可以很不同，引發民眾質疑制度不透明，罰款用途不明。
杭州律師吳有水在上月的世界人口日，向內地三十一個省市的計劃生育委員會和財政部門，申請公開去年社會撫養費收支及審計情況。至今回覆了的十七個省市，徵收費用總共超過一百六十五億元人民幣。其中以經濟相對落後的江西省，收到的超生罰款最多，有接近三十四億元，四川排第二，超過二十四億元。北京和上海分別徵收了四億元及三千多萬元。不過沒有一個省市，公開徵費的預算情況和用途，罰款變相如跌入黑洞一樣。
吳有水認為制度不透明，令一些官員可以虧空款項，助長貪腐情況。他又指，徵收費用其實並無達到減少超生的目的，研究顯示，在很多情況下，地方政府並不是根據超生情況的多少來收費，而只是下達徵收指標，於是基層政府就會先鼓勵超生，再收罰款，就可以達標。
